股票按月配资开户日本关东军为什么能够“独走”

九一八事变股票按月配资开户

94年前，日本关东军经过长期的酝酿与谋划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以此为起点，日本发动了持续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经历了5098个日夜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

而如今的日本，把九一八事变归结为关东军“ 独走”，回避日本天皇、军队和政府在侵略扩张欲望无限膨胀的驱使下，不但没有对关东军的侵略行动进行阻止，反而使侵华战争向更为严酷的方向发展的基本事实。

下面我们就讲述一下九一八事变的过程以及日本关东军为什么能够“独走”，揭示日本预设关东军“独走”背后的政治“谋略”——即达到推卸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战争责任之根本目的。

中村事件

中村震太郎，1897年出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在贝加尔地区充当军事间谍，后来一直在中国班任侦察员。1931年，中村奉命到中国兴安岭南麓一带进行侦察。

东北的兴安岭地区，中国军备松弛，盗匪横行，蒙汉杂居，民族关系复杂，是日本策动“满蒙独立”的重点地区。面对于此，张学良曾从关内调回部分东北军编成屯垦军驻扎兴安岭地区，加强对这一带的防务和控制。同时，照会日本领事馆，以地方不靖为由禁止日本人到该地区“旅行”。当然，那些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旅行者”，是不会在意东北地方当局的所谓禁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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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26日，正在东北兴安岭地区从事间谍活动的日军参谋本部大尉中村震太郎等人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拘获。由于间谍罪证据确凿，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秘密处决。可后来日本人是怎么知道的呢？

在当天晚上，中村等四人被一并秘密处死，其所有物品，除保留了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都烧毁了。

这是一场十足的小概率事件，甚至连小概率事件也算不上，可是，历史还是吊诡地记住了中村事件。不因为别的，而是中村佩带的手表泄露了“天机”。

这是一块很好看的手表，让人联想到“值钱”二字。为此，当中村等人的其他物品都被烧毁时，这块“值钱”的手表却被一个姓李的军人偷偷藏匿了起来。以后，这块手表被李军人典当了，当来的钱成为其一夜风流的嫖资。

当时东北的色情业中，有不少的日本人混迹其中。当然，这些人并不是为生计所迫，而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特工。于是，李军人“当表求欢”的过程，就被日本特工掌握了。

再来说中村的手表。那不是块普通的手表，其名称叫做“三道梁”，是日本特务机关为其特工佩带的专门手表，足以标明带表人的身份。中村的失踪与出现在当铺中的“三道梁”以及当主的身份，构成了一条逻辑明晰的因果链：中村不但没有“人间蒸发”，反而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做大文章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九一八事变背后的角力》

由此可见保密工作的重要性！1931年7月23日，日本关东军获得中村被杀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东京的日本陆军中央部。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宣称：中村事件“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日本方面已经一再表示要用断然手段，即用武力来解决满蒙的悬案。日本的报纸也连篇累牍地报道中村事件的所谓真相。8月24日，日本陆军制定了一个关于对洮安、索伦地区，也就是中村前去执行间谍活动的地区实行保障占领的方案，它冗长的全名叫作《当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事实或不能达到满意解决时对中村事件之处理方案》，不但主张“要断然实行对洮索地区之保障占领”，还特别讲到，“在实行本方案时，如遇到中国方面之实力反抗，就要导致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所谓“根本解决”，即是指战争。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忙什么呢？在做两件事：一是“围剿”红军，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任总司令，率兵30万人分三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二是对付广州国民政府，1931年5月8日，国民党内反蒋各派在广州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局面。

自事件开始以来，南京国民政府始终都想回避与日本的战争，因为它既没有与日作战的实力，更没有与日作战的勇气和胆识。当时张学良在给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表达了三个意思：第一，东北局势危急，战争一触即发；第二，我们打不过日本，战争结果只能是对我更加不利；第三，为今之计，只有力避冲突，在国际公法的架构内解决问题。

然而，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得知中村事件后，觉得天赐良机来了，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石原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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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背后的角力》

著录者：常铖,饶胜文

索书号：K264.2/C2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馆藏地：卫津路密集书库

石原莞尔

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尔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石原的祖父是汉学家，父亲本为旧藩士，后来做了警察。1902年石原莞尔考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六期生)，正式接受陆军军事教育。15岁就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

1907年6月，18岁的石原作为士官候补生被配属到山形步兵第三十二联队。同年12月，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生)。在士官学校时因崇拜明石元二郎，开始拒绝洗澡，并抓身上的虱子关在笔盒里欣赏，还在班上开设虱子赌场，让同学下注哪只虱子跑得更快。本来毕业成绩前五的他能面见天皇，但老师觉得他太过奇葩，硬生生地给他把分数拉到第六名。

石原莞尔

1909年6月，石原自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2月成为陆军步兵少尉，被配属至会津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1915年11月，石原莞尔考入陆军大学(第三十期生)，成为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自建队以来第一个考入陆大的军官，并于1918年11月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本来他是首席毕业生，但因为着装不整学校怕他上台讲话再惹出乱子，就把他调到了第二名。1919年4月，石原被任命为步兵大尉，7月调任教育总监部。

1921年，石原莞尔任陆军大学兵学教官，第二年获得赴德国留学3年的机会。1925年，石原莞尔结束留学生活回国，重返陆军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将留学期间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提出所谓“最终战争论”，其核心内容是只能通过一场世界大战才能最终实现世界和平，这场最终战争将在世界两大对立阵营即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西方的代表是美国，日本必须成为东方的代表与美国进行最后一战。以今天互联网的标准来看，这一套所谓“最终战争论”可以说是阴谋论、大旗党、宗教末日论（日莲宗）、人种论、决战论的集合体，一经提出就受到了日军中少壮派的追捧。

1928年10月，经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推荐，石原莞尔被调任关东军参谋。

河本大作，1883年生于日本兵库县佐用郡三日月町501番地。1921年任日本驻华使馆副武官，1926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28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日本投降后，留在山西帮助阎锡山打内战。山西解放后被捕，1955年8月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

通过对中国东北的实地考察，石原分别提出了《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国運転回の根本国策たる満蒙問題解決案」)、《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関東軍満蒙領有計画」)等一系列企图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4个月应关东军要求所撰写的《满蒙问题之我见》(「満蒙問題私見」)，就明确提出要通过“谋略”来制造机会，不待统帅命令，以军事政变方式进行武力占领的设想，其具体内容可以在馆藏文献中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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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与侵华战争》

著录者：马晓娟

索书号：K833.137/M66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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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壮派与一夕会

一夕会是日本陆军“中坚层”佐级军官私下联络的组织。一夕会的雏形——二叶会的主要成员就是自称“三羽乌”的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他们三人从大尉到少佐时期，一直对陆军的任人唯亲、脱离国民的弊病非常愤慨，誓志革新，刷新军队之面貌，并主张通过武力手段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资源。顺带一提，他们仨人在德国巴登巴登温泉酒店澡堂子里搞小团体的时候，在门口放哨的是东条英机。

1927年，这些少壮派军官将此小团体聚会正式命名为二叶会。二叶会的成员以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毕业生为主，也包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五期及第十七期、第十八期的学员，其中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山下奉文、河本大作、山冈重厚等人皆是日后参加、指挥侵华战争中的重要人物。

板垣征四郎，甲级战犯，1929～1932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关东军第2课课长，与石原莞尔等人一同策划“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政府。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

1927年11月，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毕业的铃木贞一等少壮派军官效仿二叶会，成立了旨在研究军备及国防方针的木曜会。木曜会的成员有18人左右，主要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至二十四期的学生，石原莞尔是其中的重要成员。1929年5月，二叶会与木曜会合并而为一夕会。一个力量日渐庞大，目标渐次明确的陆军“中坚层”团体诞生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日本陆军中央

可以看到中层有一半都是一夕会的成员

到了1932年二月，靠着一夕会担任陆相的荒木贞夫更换了任职只有半年的作战课课长今村均，让小畑敏四郎接任，又任命了山网重厚担任军务局局长。4月，永田铁山就任情报部部长，山下奉文就任军事课课长。另外，小畑就任作战课课长仅两个月之后，便调任运输通信部部长，而作战课课长的职务则由铃木率道接任。这些人全部是一夕会成员，日本陆军中央的重要职位，逐渐由一夕会内部成员所掌握，在陆军中央取得了压倒性的地位。

虽然以一夕会成员为中心的日本陆军“中坚层”虽然在对待“满蒙”问题上高度一致，但内部也因政治主张以及出身地域上的不同存在分歧。比如作为学霸的石原莞尔就非常看不起学渣东条英机，经常当面嘲讽他。

“东条英机只配当个上等兵，最多管20挺机枪，再多一挺就是在难为他。”

——石原莞尔

到了1933年，这种分歧正式公开化，一夕会分裂为皇道派与统制派，直接导致了后面日本“二二六”事件的爆发，当然这就是后面的故事了。

永田铁山，讲解那一期我们曾提过他，就是他支持了石井四郎的细菌战研究。作为日本总体战的创立者和统制派的核心人物，身居军务局局长的永田铁山居然在1935年上班的时候被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拿刀给砍死了，可见两派矛盾激烈到何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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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永田铁山的构想及其支脉》

著录者：（日）川田稔

索书号：E313.51/C38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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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条湖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间10时20分左右，东北军北大营西南柳条湖方向的南满铁路上突然传出一声巨响——关东军处心积虑策划的《柳条沟计划》终于实施了。满铁铁道部的《满洲事变记录》详细地记载了爆炸发生的地点和被炸情况：

被炸处位于以大连为起点404公里440米，上行列车方向左侧铁轨接头处，从北大营西道口向南1公里50米地点。只造成轻微的破坏。以铁轨接头为中心，向长春方向切断长10厘米，向大连方向切断70厘米；在铁轨联结处前后两根枕木延伸在铁轨外侧部分，几乎全部被炸飞散。其他无异常。

也就是说，爆炸炸毁的铁路线长度只有80厘米，只有两根枕木在铁轨外侧的部分被炸坏，其余的均是完好无损。十几分钟后，一列火车还顺利地通过了这里，只是车身有些颠簸。这一切，不是机缘凑巧，而是关东军精心的计划和精湛的专业技术所致。整个计划的参与者情报官员花谷正事后回忆说：

这次爆炸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必须使在满铁线上急驰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让工兵进行了如下计算：在直线路段，将单侧铁轨炸掉很小一段，让高速行驶的列车，虽然暂时倾斜一下，仍能迅速奔驰而过。计算了这样的安全长度后，规定了炸药的使用量。

既制造了满铁被炸的事实，又不影响日军利用满铁进行军事运输。实施爆炸后，河本末守向奉天特务机关报告说：“北大营西方铁路线被中国正规军所破坏。又，三四十名中国军队正向柳条沟先造队攻击前进之中，目下，我巡逻兵正在与中国军队交战。”这样，阴谋就变成为“阳谋”，柳条沟事件以日军杜撰的版本，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1931年9月19日的《东京日日新闻》

接到报告的板垣征四郎，立即根据既定的计划，向关东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下达了攻击东北军北大营的作战命令。晚11时许，由永田铁山特地为关东军装备的24厘米榴弹炮，开始向北大营轰击。

按关东军的说法是因为暴戾的中国军队炸毁满铁，关东军只是行使了正当的自卫权利，而这种说法就连日本人自己都不信。

综合各方面情报，看出军方之方针是在满铁沿线各地全面开始积极行动。本官正采取措施，努力通过在大连之内田总裁提醒军司令官注意，希望政府也采取适当措施，火速制止军方行动。据报，参谋本部建川总长乘18日下午1时火车抵达当地，军方虽对此保密，但该情报或为事实。另据满铁木村理事之内部情报，为了修理被传说是中国方面破坏之铁路，满铁派遣了养路工，但军方不许接近现场。故可以想像此次事件完全是军部有计划之行动。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给外务省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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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全记录》

著录者：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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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扩大”

早在9月初，日本外务省就得到“关东军的少壮军官正在满洲策划干掉中国军队”的情报。9月17日的时候，林久治郎和他的下属森冈领事，拜访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这两位日本外交官要求中国方面“为了不给关东军以蹶起的借口”，必须火速解决中村事件。所谓“蹶起”，指的就是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发动军事行动。

臧(式毅)主席及交涉员接连不断地来电话说，对于日军之行动，中国方面执行了完全不抵抗主义，且已听任日军占领了商埠地及大西关等公安分局。尽管如此，日军之机关枪仍不断射击，加害于不抵抗之军民，这给事件之善后处理增加了困难。鉴于此，请求尽办制止日军之行动。对此，我方答复说，正在为防止事件扩大而竭尽努力。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给外务省的电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已经知晓在面对关东军的进攻时，中国方面采取的是不抵抗主义，中国的东北当局则尤其不希望事态扩大。

1931年9月19日的《东京日日新闻》

9月24日，日本内阁发表了《日本政府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声明中称，由于一部分中国军队炸毁了满铁铁路，并攻击日本方面的守备队，因此日军反击，排除了危险原因；并声明在确认日本侨民安全之后，将撤退到满铁附属地以内。9月26日，金谷范三参谋总长不顾建川美次作战部部长等人的反对，下达了从吉林撤退的命令。但是，这些撤军命令在当地并没有得到实施，最终不了了之。

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从晚上到19日凌晨，张学良只接到从沈阳打来的两个电话和一个电报，这就是他判断东北局势的所有信息来源。第一个电话是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来的，他报告说日军正在进攻北大营。张学良一如既往地指示：尊重和平的宗旨，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第二个电话是驻守在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打来的，再次向少帅请示怎么办，张仍下令不抵抗。之后沈阳方面的电话就打不通了，因为凌晨2时许日军就已占领了无线电台及电话局。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

——1931年9月19日晚，蒋介石致张学良电

9月21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明确：“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也。”

1931年9月20日的《大阪朝日新闻》

国民政府方面，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是导致不抵抗政策的罪魁祸首。而且在当时，包括张学良在内的国民政府当局有一个普遍性的判断，那就是对中国发动战争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充其量也只是少数军人的冒险行为，只要中国方面克制、忍让不给日军以可乘之机，到头来日本最高当局终究是会站出来制止少数日本军人这种愚蠢的做法的。

这个蒋介石的命令是在1931年9月22日出台的

内容为要是日本海军敢来登陆，第17军别硬碰硬，就让日军先占个地方，等着上面的进一步指示

从另一角度看，可以说正是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成就了日军的军事行动。日军在东北制造事端以触发军事行动，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完整军事战略的一部分，而是日本政府、陆军中央部、关东军与少壮派军官四者复杂互动的产物。如果事变成功，那么一个以占领整个东北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就会迅速展开；而一旦事变失败，日本少壮军官们将为关东军承担责任，关东军则为日本陆军本部承担责任，而日本陆军本部将为天皇承担责任，这也是一个早就计划好的“退出”策略。加之，当时关东军的总兵力只有1万多人，虽然有满铁运输所带来的快速机动的优势，但在进攻北大营时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冒险受挫，那么存在于日本政府、军部、关东军与少壮军官间的矛盾就会总爆发，这足以迟滞日本对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侵略步伐。但可悲的是，历史并没有真正演出这一幕。

实际上，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根本不可能成功，因为日本政府也不一定知道日本军队在干什么，这涉及到当时日本政府自身制度设计的问题：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实行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天皇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首相领导责任内阁作为行政中枢，然后这套系统在日本人这就开始走样：1872年4月日本废除了兵部省，改设陆军省与海军省统帅陆海军，随后又在陆军省内设立了参谋局，这就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前身。1878年参谋本部从陆军省独立出来，直隶于日本天皇，并不受政府的统辖，成为掌管用兵作战的最高军令部门。凡属军令事项，皆由参谋本部的最高长官——参谋总长策划，最后上奏天皇裁可。参谋总长可将经天皇裁可的军事行动，直接下达给政府中的陆军的最高代表——陆军大臣（陆相）去执行，根本无需经过首相。1883年同样的机构改革发生在日本海军身上，海军军令部从海军省独立出来，成为最高的作战指挥决策部门，直隶天皇。这就使日本的军政与军令分离开来，日本的陆海军最高指挥决策权，都从政府中游离出来，形成了更具发言权的“军部”，这就造成了军队装备、兵员数额的军政名义上属于内阁管辖，调动军队、指挥作战的军令属于军部管辖。但明治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第十二条规定“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这就使日本的军政与军令均归属在天皇这个所谓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权限之下。1889年新制定的“内阁官制”第七条规定“事系军机军令上奏者，除依天皇之旨而下付于内阁之要件外，均应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向内阁总理大臣报告”，说明军事相关事务陆海军大臣直接上奏天皇，内阁总理大臣和其他国务大臣没有该项权限，尽管其他事务陆海军大臣需要报告内阁总理大臣。

随后，为防止政党政治对军队的影响，1900年的山县有朋内阁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的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即所谓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一规定更是成为军部要挟内阁的工具。自此以后一旦内阁与军部发生对立，军部大臣辞职后军部拒绝推荐继任者，内阁就会被迫集体辞职，由此奠定了军部“独走”的制度性基础。

而且，日本陆军在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时候开始形成一个惯例，即向国外出兵必须由内阁会议批准经费开支，由天皇行使统帅权下达敕命，方可进行。但是，军部的《阵中要务令》中又要求日本陆军上自司令官下至普通士兵都要受一种在非常情况下可以擅自决定和相机行动的修养训练，并教育他们因坐等命令而误失战机者不得再入天皇统率的军队，这等于是在鼓励在外将士在非常情况下可以实行“独断”而自行决定行动。如何处理这两个自相矛盾的规定，陆军内部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办法。什么情况下可以擅自行动？什么情况下可以相机行动？自定决定的行动是否有边界？这些内容既没有明文规定，也没有统一标准，全靠现场的指挥官自行判断。那么，任何“独走”的行为都可以被解释为“相机行动”，主打一个只要我的想法是“好”的，那么就不算违反军令，等于说是军队的“独走”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反而可以利用军部直奏天皇的权利让日本政府在事后为其“独走”行为背书，这是日本统帅制度的缺陷，也是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在侵略战争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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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正面战场》

著录者：宋希濂,董其武等

索书号：K264.206/S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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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为关东军的侵略“埋单”

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日本政府就已经放弃了“不扩大”的方针，开始为陆军的“独走”行为背书了：

9月21日，日本驻朝鲜军司令林铣十郎自行下达了日驻朝鲜军“出兵”命令。9月22日上午10时日本内阁召开会议讨论朝鲜军越境事件。会议一开始, 陆相南次郎径直宣布：朝鲜军已经自行越境，如果内阁不予以追认，军方的高级将领将大辞职。当讨论日驻朝鲜军未奉大敕便“独断越境”时，会议不但未以“侵犯统帅权”名义对此事进行谴责，反而作出如下决定: 1.对朝鲜军之独断越境问题，全体阁僚并未声明反对，但亦无人积极表示赞成。今朝鲜军出动已成事实，则结论即已予承认。2.既已承认事实，经费亦已决定开支。

内阁会议这一决定表明日本政府于22日放弃了“不扩大方针”。会后，若槻首相携带内阁上述决定进宫谒见天皇。参谋次长二宫通过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转告若槻首相：“希望不仅将承认出兵事实，而且把同意支付出兵经费的事一并上奏。”若槻接受了这一要求。同日下午，金谷参谋总长和南次郎陆相把关于向满洲增派部队的问题及其编制和具体安排事宜上奏天皇，旋即得到批准。天皇的裁可事实上已成为对日驻朝鲜军越境的“事后追认”。

进而，10月26日，日本内阁又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声明称，如果把部队全部撤回满铁附属地以内，将会进一步恶化事态。声明彻底改变了此前的撤军方针，表示了承认既成事实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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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报纸记录的侵华史实》

著录者：牛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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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败象已现，翌年败局已定。这时，昭和天皇及其皇族考虑如何收拾残局了。面对这种情况，天皇首先想到的是保存自己及其皇族，即所谓的维护天皇制国体，为此就要千方百计地推卸发动战争的责任。本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长达14个年头的战争是天皇制国家行为，是天皇预谋已久、内阁多次策划、军部阴谋发动、天皇又亲自统帅的日本举国一致、全力以赴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大战，天皇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是十分清楚的。但是这时，天皇为维持“国体”，要找替身。这替身不是别人，而是昭和天皇大元帅多年亲自统帅、享有面奏特权的“ 皇军” 军部。

昭和天皇“独白录” 正说明了这一点。所谓“独白录”，实际上是昭和天皇指示身边亲信记录他在一段时间内关于战争责任的言论录。那么，是哪一段时间的昭和天皇言论呢？是1946年3月中旬到4月上旬不到一个月期间的言论。昭和天皇自己说，其身边亲信听记，然后整理成文字材料。那么又为什么要在这个期间专门谈战争责任问题呢？在此之前的1 月19日，占领日本的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命令成立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时国际舆论大都认为昭和天皇是发动战争的战犯，理应受到审判。对此天皇及其皇族都很紧张。所以昭和天皇在2月下旬就指示身边亲信，准备一份昭和天皇自己的言论录。《独白录》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制成的。

《独白录》从田中内阁谈起，一直谈到当时的审判战犯问题，尽管洋洋几万字，但中心内容是讲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天皇是无实权的“虚君”。天皇自己是“主张和平”的，反对“扩大事态”。强调军部“他们的意见与我的不一致”，“当时的参谋本部，实际上处在石原莞尔的控制之下”等等。显然，天皇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军部身上，甚至达到了指名道姓的程度。

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和美国当局为了利用昭和天皇投美反苏的立场，帮助美国占领军对日本的统治，并把日本变成美国称霸亚洲的基地，不顾国际舆论的要求，决定不把昭和天皇定为战犯。1946年4月29日，发表对东条英机等28人的甲级战犯起诉书。6月18日美国首席检查官季南言明，不把昭和天皇作为战犯交法庭审判。昭和天皇与美国占领军就是如此勾结，互相利用，达成妥协的。

从《独白录》中清楚地看出，昭和天皇推卸发动战争责任的最基本的观点就是“独走论” 。此后，“独走论”就成为日本社会上认识这段扩张历史的主导观点，一直到今天，久盛不衰。“独走论”的发明者是昭和天皇，目的是推卸战争责任。昭和天皇既然如此，他指挥下的“皇军” 当然也如法炮制。军部把昭和天皇推到自己身上的罪过又推到关东军身上，说关东军不执行军部命令擅自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独走论”再评析》

在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矗立着一座造型奇特的建筑物，叫做残历碑。巨大的碑身宛如一座翻开的台历，花岗岩碑体被雕刻成弹痕累累的造型。那上面的时间，永远停在了1931年9月18日。在这个日期的旁边，有一段短促却足以触动国人神经的文字：“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每年9月18日上午9点18分，沈阳的上空便会响起3分钟连续而尖利的汽笛警报声，希望人们永远记住九一八事变，提醒我们：记忆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守护和平的盾牌。

参考文献：

[1] 常铖, 饶胜文著. 九一八：事变背后的角力[M].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

[2] 马晓娟著. 石原莞尔与侵华战争[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1.

[3] (日) 川田稔著. 日本陆军的轨迹：1931-1945：永田铁山的构想及其支脉[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4] 赵杰编著. “九一八”全记录[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5] 主编牛廷福. 日本报纸记录的侵华史实[]. 黄河出版社, 2015.

[6] 宋希濂, 董其武等著. 九一八事变.正面战场[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7] 武向平.“独走”背后：九一八事变与“满洲事件费”[J].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01):29-38.

[8] 郎维成.“独走论”再评析[J].抗日战争研究,2001,(04):20-29.

[9] 王新生.日本近代化成败的制度性因素[J].世界历史,2025,(01):12-20.

[10] 川田稔,张蔚.九一八事变和“一夕会”[J].日本研究,2018,(01):71-78.

[11] 王美平.日本政府对东北易帜的干涉与九一八事变——兼驳“关东军独走说”[J].社会科学辑刊,2022,(03):191-199.